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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袖】疫苗vs自然免疫力的谜团

美国2022年01月16日讯】(英文美国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在这期两部分的节目中,我采访了亚伦‧凯里亚蒂(Aaron Kheriaty )博士,他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UCI健康医学伦理项目的主任。早在8月份,他就代表他自己和其他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提起诉讼,挑战他所在大学的强制接种疫苗规定。他被停职,学校让他休“调查假”。

在第一部分中,被停职的医学伦理学教授亚伦‧凯里亚蒂谈道疫苗的强制接种、风险和自然免疫力。

凯里亚蒂说,“(不提出质疑,会违背我)多年来教给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的核心原则。我知道我在早上醒来时不会问心无愧。”

我们讨论了凯里亚蒂博士称为强制性的医疗措施的兴起、疫苗推出中的不当激励措施,以及对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疫苗强制令都排除了自然免疫。

凯里亚蒂说:“我们不知道(接种后)长期的风险,任何告诉你他们知道的人要么就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没有说实话。”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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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亚伦‧凯里亚蒂,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凯里亚蒂:谢谢!杨,很荣幸见到你!

杨杰凯:你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I的角色很有趣。你扮演着几个不同的角色。请跟我说说你的工作内容,这和我们接下来的访谈密切相关。

凯里亚蒂:我是一名学术型医生。我是UCI的精神病学教授。我有大约一半的时间花在教学和管理工作上,指导精神病学的住院医生和学生。当然,还在门诊、住院部和学校主医院,诊断、治疗病人。

我的另一半工作是担任UCI健康中心在我们医院的医学伦理项目主任,负责我们医院的伦理咨询服务,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面向医生、护士、其他医疗团队成员提供服务,或者在病人和家属面临困难决定时,可以向我们求助,可能是一个关乎生死的决定,或者是一个具有重大伦理或法律影响的决定,而医生不太确定该如何处理,或者病人和家属不太确定该如何处理。

这个伦理项目也包括教学。我教授医学院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必修伦理课。我们为我们的医生提供继续教育,也在生物伦理学方面开展一些面向公众的工作,并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专业生物伦理学家举办高级讲座和其它活动。

感染新冠病毒 获得自然免疫力

杨杰凯:由于在医院工作,你感染了新冠病毒,后来,你获得了自然免疫力。跟我说说这个过程吧。

凯里亚蒂:好的。2020年7月,我确实感染了新冠病毒,经由两个独立实验室的两次独立PCR检测确诊,两次检测相隔两天,有所有的典型症状,除了呼吸急促。我不必去医院,但是我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并且出现了所有的系统和呼吸道症状,这些症状现在每个人都能在症状清单上看到,而且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些症状。

我的症状持续了48小时,然后我就恢复了。我病得很快,康复也很快。我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幸运的是,孩子们的病情非常轻微,但是通过抗体测试确认了感染。我相信我是在社区里感染这种疾病的。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没有被强调的一件事是:医院并不是新冠病毒的真正传播场所。在医院里只要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对付病毒)就是非常有效的。

甚至在接种疫苗前,在我们的医院系统中,也几乎没有看到新冠病毒的传播,那里的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佩戴和脱下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包括N95呼吸器)的培训。

杨杰凯:N95设备的密封性很紧,你可以看到人们在(佩戴N95)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脸上都勒出了印子。

凯里亚蒂:口罩必须正确使用,否则有害无益。一般公众通常没有接受过正确使用口罩的培训。我们不需要讨论口罩的效用之类的问题。是的,我感染了新冠病毒并康复了。

实际上,对我来说,这段经历让我获得了解放,因为我再也不用担心该疾病了。我了解自然免疫的科学。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我是周围最安全的人之一。我不用担心会把病毒传染给我的病人。

当然,我还是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和医院要求我做的其它事情,只是作为一种额外的安全措施。但是当时我很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必像很多人一样天天担心“如果我感染了这种病毒怎么办?”或者“如果我属于无症状感染,要去拜访年迈的体弱多病的奶奶,我会不会无意中给她带来风险?”

杨杰凯:听起来你是在说,有关自然免疫的科学很早就存在了,虽然在新冠病毒的背景下,人们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已有自然免疫力 接种疫苗副作用风险更高

这是一个关于要不要给已经有自然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问题。根据以色列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最全面研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如果你对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进行免疫接种,并将这一组人与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进行比较,这两组人在再次感染方面表现如何?

基本上,在自然免疫的基础上加上疫苗,预防再感染的有效性从99.7%提高到99.8%,这样做并没有临床意义,或者说没有显着的临床改善。该研究是根据对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进行的直接比较。

那些数字,那些轻微的疗效提高只是针对无症状感染。如果你看看有临床意义的结果——即对有症状的感染、住院或死亡者的疗效结果,这两组之间没有差异。在一项以非常大的人群为基础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着差异。

另一个问题是,给已经有自然免疫力的个体接种疫苗,不仅不会让他们受益,也不会让任何其他人受益。不会减少他们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概率。

相反,现在有大约5个独立的研究有力地表明:已经拥有自然免疫力的个体,当你给他们接种疫苗时,该群体发生疫苗不良事件或疫苗副作用的风险更高。

还有一种假设,我认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有证据表明,给这群人接种疫苗可能会降低他们的免疫力,原因很复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必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那麽,(给自然免疫者接种疫苗)不会帮助这些人。他们更容易受到疫苗副作用的影响。这对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帮助,因为自然免疫力已经有杀灭病毒的作用。自然免疫力的效果是最接近医学上100%效果的。

为什么我们不关注自然免疫力?

自2021年1月以来,我所做的工作是制定疫苗分配政策,首先是在大学。早在疫苗供不应求的时候,大学就有一个政策。在疫苗推出的早期,想要疫苗的人比我们拥有的疫苗剂量还要多。

我是大学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决定哪些人,以及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中,哪些人应该首先接种疫苗,同时也要与县政府合作,考虑在州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如何将疫苗提供给最需要的人?

我在《洛杉矶时报》和其它地方公开主张,疫苗分配应基于人们因新冠病毒导致不良后果的个人风险。在这方面,年龄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

要确保老年人的优先权不会被其他利益集团剥夺,要给可能传播病毒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接种疫苗。在我们不知道这些疫苗不能提供杀死病毒的免疫力的时候,这些想法是有道理的。至于我们是先给医护人员接种疫苗,还是先给可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接种疫苗,存在争议。我主张高危人群应该先接种疫苗。

我主张让穷人和没有足够医疗服务的人更容易获得疫苗。这个县没有建立限制他们获得疫苗的系统。我也深度参与了整个疫苗分配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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