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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美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918年和1919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新敌人:席卷全球的所谓“西班牙流感”。这场大流行病,在摧毁一个又一个社区的过程中,造成数千万人伤亡。在看到这种疾病的规模后,经常会想,如果自己生活在流感大流行期间,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918年,一种特别具有攻击性的流感病毒,开始感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队。虽然对它的来源没有一致意见,但它很可能起源于堪萨斯州,并通过军队调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率因城市而异,并取决于每个地区采取的应对措施。最终,死于这场大流行的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仅在美国,就有60万人丧生。

  但是1918年和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即使在它结束之后,也不仅仅是一场医学灾难,更是一种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大多数人至少认识一位感染了流感的人,并且疫情也影响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对眼前发生的事件感到焦虑、恐惧和不安。然而,这些个人情感并没有阻止他们,进行防治这一流行病的大规模动员运动。

  由于一战的结束和流感禁令的解除,1918年的圣诞节庄严而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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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8年的美国,圣诞节并不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但也不是最可怕的。据《史密森尼》(Smithsonian)杂志报道,1918年美国节日到来时,该国刚刚经历了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严峻疫情,许多与疫情有关的禁令已经解除,但另一波疫情正在开始。而且人们还在关心在11月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亲人生命。

  当时,各州和各城市制定了应对疫情的规则。《比战争更致命》(More Deadly than War)一书的作者肯尼斯·c·戴维斯(Kenneth C. Davis)说,当流感病例再次上升时,旧金山等一些城市,希望在假期前后恢复戴口罩的做法,但许多人,包括去教堂的人,都表示反对。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Augustana College)的历史学家伦多尔·考尔德(Lendol Calder)说:“在圣诞节前夕关闭教堂是件大事。”

  在节日期间,购物并没有像如今这样热闹,但商家担心销售额下降,于是鼓励人们提前购物,并给因病不能出门的人送礼物。

  尽管经历了艰难的一年,但随着流感隔离措施的解除和士兵开始回国,希望似乎开始盛行。

  1918年12月13日,阿拉斯加的《道格拉斯岛新闻报》刊登了一则新闻称,在流感禁令解除,公众集会、购物和“画展”等活动再次被允许后,“圣诞精神”开始“显现出来”。孩子们甚至“很高兴在强制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

  官方禁止或劝阻进行万圣节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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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8年,人们不像现在的万圣节那样,挨家挨户地串门,但他们仍然会聚集在一起参加公共活动,如嘉年华会,或其他狂欢,包括聚会和恶作剧(主要是年轻人)。在西班牙流感第二波大流行期间,当局要么敦促人们避免这些活动,要么彻底禁止此类庆祝活动。因为他们不仅想阻止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想对那些生病或已经死亡的人表示尊重。

  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根据《1918-1919年美国流感疫情:数字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亚历克斯-纳瓦罗(J.Alex Navarro)说,警察被告知,如果人们戴着万圣节面具,就把它们没收,虽然这在今天看来很反常,但在当时,尽管一些专家确实鼓励戴面具来预防流感,但他们可能担心服装面具会有危险,因为人们往往会选择分享它们。

  舞厅和电影院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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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大规模人群聚集导致的疾病传播,城市关闭了吸引人群的娱乐场所。包括关闭电影院,取消大型活动被。虽然纽约市选择继续开放电影院,但影院受到严格管制。

  1918年10月,在美国疫情的高峰期,纽约的锡拉丘兹关闭了传统的聚会场所。当地报纸哀叹锡拉丘兹正在变成一个“沉默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居民带到市中心。这将是一个没有教堂、没有电影、没有剧院的星期天。

  同样的,费城也关闭了所有娱乐设施,一名目击者观察到,“这座城市的生活几乎停止了。”

  这些保持社会距离的措施,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严格执行这些措施的城市,病例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

  丧葬业无法跟上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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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流行的规模和速度,意味着社区很快就会被死亡人数淹没。太平间里的人太多了,一些家庭甚至需要把死者长时间留在家里,直到他们的遗体被收走。

  在费城——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还没有足够的棺材容纳所有的死者。因此一些殡仪馆只好使用包装箱。

  一名公共卫生官员,鼓励社区利用它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源,来应对这种情况:

  当你回家后,找到你的木工,让他们帮忙做棺材,顺便带着你在街头找的劳工去挖坟墓。如果你选择这样做,那么你就不会让死人的积累速度超过你的处理速度。

  人们把戴不戴口罩,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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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流行期间,纱布口罩随处可见。一些人将其浸泡在樟脑中,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对疾病的防护。不过很多地方是强制要求使用口罩。在科罗拉多州,人们在购物时必须戴上口罩;在西雅图,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们会戴上口罩。而在旧金山,任何不戴口罩的人,都可能被罚款或拘留。

  然而,总有一些人拒绝戴口罩,认为这是对政府越权的政治声明。他们抱怨戴口罩不舒服、难看,而且限制了自由。《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说,明星们都说,他们不得不在没有人认出他们的情况下出门,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一些人说口罩给人一种“猪一样的感觉”。在那个城市,不戴口罩的罚款是5到10美元,或监禁(最长10天)。当旧金山取消了戴口罩的规定时,这座城市用免费饮料、冰淇淋和撒满街道的纱布来庆祝。当流感再次爆发时,口罩反对者甚至组成了“反口罩联盟”。

  1919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通过了一项口罩法令,警察局长告诉《洛杉矶时报》:“这是帕萨迪纳市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法律。”抽雪茄的人为了逃避法律,在他们的口罩上割一个洞。

  包括兄弟会宿舍在内的私人住宅,被征用为临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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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至1919年期间,流感患者的数量,超过了美国的医疗系统,因此医院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治疗所有的病人。

  结果,社区里开始建起了临时医院。很多公共建筑(如军械库)和私人住宅也被改造成医疗中心。

  密苏里大学,甚至霸占了兄弟会会所,把它们变成了临时医院。

  政府官员最初试图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结果只让情况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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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希望避免公众对疫情的恐慌。在亚特兰大,一名官员向公众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问题是,每件事都感觉“不在掌控之中”。这样的保证与人们实际目睹的规模不符。根据历史学家约翰·巴里的说法:

  僵化的控制和无视真相的结合,产生了危险的后果。为了避免损害士气和努力,地方官员几乎都只关注短期效果,并只讲半真半假或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且他们还得到了新闻界的帮助,而不是挑战。新闻界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与政府的宣传机器充分合作……让现实和真实之间,产生了可怕的脱节,并破坏了当权者的可信度。

  一些城市实施了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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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认为,战胜流感的最好方法是实行隔离措施,把病人被隔离在家里或指定的地方。

  隔离因地点而异。圣路易斯的官员制定了严格的隔离措施,而纽约市的那些人认为它们实际并不可行,相反,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对公众进行疾病预防教育上。

  不过科罗拉多州的冈尼森市,通过或多或少地将自己与世界隔离,成功地度过了大流行。

  流感患者服用威士忌和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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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导致大流行的病毒缺乏了解,医务人员并不总是能开出21世纪医生和护士认为最好的治疗方案。

  对流感患者的支持性护理包括酒精,比如医生会让病人喝几口香槟来缓解恶心。正如20世纪10年代的内科医生阿瑟·霍普柯克(Arthur Hopkirk)所说,“在流感发作后,没有比好酒更好的提神剂了。”

  驻扎在芝加哥地区的护士乔西·布朗(Josie Brown)也同样分发了威士忌,并且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病人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治疗他们。我们没有测量温度,甚至都没时间量血压。但我们能给他们一点热威士忌甜酒,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所能做到的。

  社区依靠志愿护士照顾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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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的春秋两季仍在肆虐,许多社区的医生和护士越来越少,因为军队招募了太多的医生和护士。这意味着,当流感在后方袭击社区时,病人的数量使现有的医务人员不堪重负。

  因此,各城市开始纷纷招募志愿护士。由于医生没有治愈流感的方法,护士在管理流感大流行方面可以说更为关键,因为他们能为病人提供支持性护理。

  由于疫情的规模,许多人甚至无法前往医院。最后一些绝望的人甚至绑架护士,要求他们照顾家人。

  商店停止了促销活动,并错开了营业时间,以避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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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官员担心疫情期间人群拥挤,并担心这样疾病会更容易传播。毕竟,在20万人走上街头观看游行之后,费城经历了一场特别致命的流行病。

  因此,卫生官员开始让私营企业来积极对抗流感。商店不能举行促销活动,以免一下子吸引大批顾客。在纽约市,商店和办公室被要求错开营业时间,以减少城市公共交通高峰时段的拥挤人群。

  人们分享绞刑架上的幽默和可怕的轶事,来应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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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用黑色幽默来处理围绕自己的疫情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性。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名报纸漫画家开玩笑说,一具西班牙骷髅在跟踪人们。人们甚至戴着装饰有头骨和骨头的新奇口罩。

  当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一支四人桥牌球队,将在一夜之间因流感失去三名球员。孩子们甚至还唱了一首儿歌:

  我有一只小鸟

  他的名字叫恩扎

  我打开窗户

  恩扎飞了进来

  有些人相信,大蒜可以保护他们远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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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围绕大流行的所有未知因素,许多人转向了顺势疗法。喝某种茶或燃烧红糖只是一些人试图避免疾病的几种方法之一。

  而最流行的偏方之一是大蒜。人们把蒜瓣戴在身上,就像戴着项链一样,预防流感。

  大流行对社会关系有影响:据一位幸存者说,它使社会“更加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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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人数和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对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小威廉·萨多(William Sardo Jr.)在流感肆虐华盛顿时还是个孩子。虽然他活了下来,但他记得疫情过后,世界给人的感觉是多么不同:“它改变了很多社会环境,让我们变得更加个人主义。”

  事实上,人们开始避免社交场合,因为害怕感染流感。据马萨诸塞州幸存者肯尼斯·克罗蒂说,“人们对彼此都很怀疑。”另一名幸存者认为,这一流行病似乎改变了社会:

  它让人们彼此分开了……你没有学校生活,你没有教堂生活,你什么都没有……完全摧毁了所有的家庭和社区生活。人们害怕互相亲吻,害怕在一起吃饭……并摧毁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亲密关系。

  人们被禁止在公共场所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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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官员认为,规范个人卫生是保护公众健康的关键一步。

  因此,城市和企业张贴告示,恳求人们不要随地吐痰,因为“随地吐痰会传播西班牙流感”。一些城市明令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吐痰。而在纽约市,违反该条例的人会被罚款。

  仇外情绪加剧了对疫情的恐惧,让许多平民将疫情归咎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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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大流行渗入了战时社会。因此,一些美国人最初认为,德国是这场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他们声称,德国将流感武器化是为了打败盟国。

  甚至这种病毒的绰号——“西班牙”流感,也强调了人们是如何把这种疾病想象成外来入侵的。有趣的是,在西班牙,许多人将此称之为“法国流感”。

  虽然在美国的移民,没有像以前的流行病那样成为替罪羊,但他们仍然被污名为不洁、不合作的群体。正如一位卫生官员抱怨的那样,“当疫情发生时,外来因素给我们带来了同样多的麻烦。他们无视卫生部门发布的控制疾病的规定和命令。”

  美国报纸最初没有全面报道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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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的《煽动叛乱法》规定,“发表、印刷、写作或出版”任何可能被解释为与战争努力相反的东西,都是违法的——包括一种新疾病的细节,这种疾病的致命性,可以威胁到公众的士气。因此,美国报纸起初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

  相比之下,西班牙没有卷入一战。因此,它的报纸在冲突期间,不必遵守这些审查制度。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因此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西班牙是第一个报道它的国家。

  幸存者不得不目睹充满“悲伤和恐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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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流感大流行的美国人,面临着自内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死亡规模。当时11岁的肯尼斯·克罗蒂(Kenneth Crotty)回忆说:“当时很可怕,因为每天早上起床时,你都会问,‘谁在夜里去世了?’”你知道死亡每天都在发生。”

  1918年的大流行之所以特别可怕,部分原因在于它能够迅速夺走了原本健康的年轻人的生命。一位护士记得:

  在流行病爆发之前,死亡似乎是仁慈的,只会降临到老人身上,而受害者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而现在,我们看到死亡在残酷无情地夺取那些精力充沛、肌肉发达、正值壮年的年轻人。流感麻痹了他们的抵抗力,窒息了他们的肺,淹没了他们的心脏…而对这种无谓的生命损失,只有悲哀和恐怖。

  1918年的中期选举没有推迟,但有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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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几个月,西班牙流感爆发了多个波次。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民主党人拼命想控制国会,但是威尔逊有一个大问题:他的政府对流感的反应。1918年10月,流感席卷美国,造成195,000美国人死亡,但自流感出现以来,威尔逊政府一直淡化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尽管公共卫生和政治上出现了混乱,但选举仍必须继续。根据宪法,国会有权确定选举的 “时间、地点和方式”,并根据《美利坚合众国法典》,参议院和众议院将 “每逢偶数年的11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 “编为各州和地区的选举日。

  然而现在,竞选活动和选举都很难成功,因而美国人民和候选人都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才能安全地进行选举。由于保持社交距离和公共场所被封锁,很多候选人无法举行集会或活动。而这些限制也招致了某些候选人的许多批评,他们指责公共卫生官员试图影响选举。但地方和州的公共卫生官员更关心的是公共卫生,而不是影响选举结果。

  地方和州政府,进行了很多防止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因此他们也控制了选举日投票点的措施和预防措施。病毒的严重程度因州而异,因此每个地区对待投票的方式也不同。东海岸的城市已经开放,恢复了正常的业务,所以选举照常进行。然而,西海岸的疫情要严重得多。 比如加州萨克拉门托部分地区的投票站无法开放,并且旧金山还发布命令,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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