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游美记②︱在美国讲述京剧故事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程中，特别是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方早期传教士，非常推崇讲故事（story telling）的形式、内容和筹资能力。但真正决定故事讲述成败的关键，是承担“传教士”角色的“故事员”。1930年梅兰芳访美的最重要故事员当然是梅兰芳本人，但也离不开另外两位故事员——齐如山和张彭春的助攻与配合，这是一出京剧之外的“三人转”，缺一不可。

　　（一）无可替代的梅兰芳

　　首先，梅兰芳所独具的几个素质无人可比，更无人可代。

　　第一，精湛的京剧表演艺术。作为中国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不仅京剧功夫一流，而且他在男扮女装、超群唱功、优美舞姿等方面，彻底征服了美国观众。用戏剧的形式讲故事，既少了无聊的废话，也增强了故事本身超越种族与文化的穿透功能。在美国观众眼里，梅兰芳的头、颈、肩、手、腰、眼、袖和舞台行走的动画，都表达出“一种纯粹的快乐”（a sheer joy），所以，观众需要一个晚上只看梅的眼睛，另一个晚上看他的手，再一个晚上看他在舞台上移动时自由的美丽动作（free beautiful motion）。[1]

　　梅兰芳《贵妃醉酒》剧照（出自《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第二，博采众长、吐故纳新的杰出能力。梅兰芳的兴趣爱好并不局限在京剧，自幼喜爱文学和艺术，尤其是，梅兰芳广交学界和各界朋友，梅宅一直是“谈笑有鸿儒”，常与京剧理论家和导演艺术家切磋演艺。而且在交友与交流过程中，培养了一种闻过则喜、不断改良的能力。这种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特质，既能适应和顺应美国观众的喜好、促进京剧在美国社会的本土化，也能保持京剧形式、内容和剧目在坚持原味中，不断创新，而这种平衡传统与创新的能力，正是一个故事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苏格尔（A. E. Zucker）在他的《中国戏剧概论》（The Chinese Theater）就认为，“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中国旧剧里面去，但却没有损及中国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2]第三，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品性。出生梨园世家的梅兰芳具有忍受权贵欺凌和金主剥削的耐力与情商，而且一旦从艺，不管碰到怎样的艰难困苦，绝不放弃。例如，为梅兰芳联系剧场和演出打前锋的司徒雷登校长秘书傅泾波，突然在梅启程美国前几天来了一份电报：此间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天，傅又来电：“如来要多带钱。”经过长考，梅兰芳以少有的激动口气说：“走！”“欢送会已开过，舱位定了，如果临阵收兵，将传为笑柄。”然后，梅突然提高了声调：“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必须拿出勇气来冒这个险。”[3]梅兰芳在从日本到加拿大的远洋客轮上，经常听到轮番演奏的美、英、法、日四国国歌，但就是没有中国国歌，对此，梅兰芳召集团员表示，“不必过于愤慨”，我们需要“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才能太平。若是人人能够如此，我们的国歌，自然有在全世界奏演，使全世界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4]

　　美国政界、商界、戏剧界等盛情招待梅兰芳团队访美（《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第四，待人接物的谦卑与处世为人的低调。梅兰芳作为一个当时年薪高达75万美元的戏剧名角，竟然言谈举止如此温良恭俭让，深得美国观众的赞许，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外交的亲和功能。[5]他在纽约访问期间，毫不吝啬地利用演出间隙的时间，最大限度地与美国公众见面、互动，几乎每天都在学术聚会、时尚接待、社区餐叙之中度过。在纽约之行的告别晚会上，梅兰芳表现得“极其礼貌和温和，慢慢地绕过长桌，认真地看着外国人的脸，把他惊人的柔软的手伸向所有其他的手。他没有错过任何人。每一个人他都以庄重的态度打招呼”，尽管“他看起来特别疲惫”。[6]这种名演员与观众一一握手的情景，“是一种非常受欢迎和重要的交流方式”（a tremendously popular and important engagement）。[7]

　　同时，梅兰芳谦虚学习的态度和能力，也得到广泛赞誉，应验了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海纳百川的心胸。这种得体的谦词和谦卑的肢体动作，又是一个优秀故事员所必不可少的。

　　第五，激发美国人好奇心与共情的能力。必须承认，很多美国人是怀着好奇心来看梅兰芳的戏，这种好奇心一方面是来自东方主义的神奇、迷幻和迷思，另一方面是梅兰芳自身的独特魅力，因为梅兰芳给美国人的印象总是优雅和美丽、庄重和温柔，能激发美国人无限而又纯粹的想象力。

　　一则小故事：1924年5月19日，泰戈尔在北京看了梅兰芳为他专场演出的《洛神》，地点是在北京开明戏院，看完后的第二天，泰戈尔用毛笔在一柄扇子上，用孟加拉语写下了一首可以传世的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峦。

　　[8]

　　泰戈尔真的不懂京剧，但他与京剧和梅兰芳出现了心灵的共鸣，因为中国的京剧就是善于表现“景生象外，意得空中”，“于无中得有，在虚里显实”。[9] 所以，心灵相通，是艺术的独特功能，我们从中国人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想到了英国人休谟和斯密的同情共理和共情的能力。这一点，也是梅兰芳成功的最重要一点，他所表现的真善美爱的温度，美国人感受到了。一个没有温度的演员，是无法传递任何热度给观众的。

　　梅兰芳与旧金山市长握手（选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

　　（二）齐如山的鼎力相助

　　除了梅兰芳本人的主观努力，这台京剧故事的成功离不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齐如山（1877-1962）和张彭春（1892-1957）的珠联璧合、鼎力相助。

　　梅兰芳与美国著名戏剧家贝拉斯考在纽约。后排为：左一黄子美，左二张彭春，左三齐如山。（出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齐如山曾在清末的同文馆学习德文、法文和俄文，三度游历欧洲。辛亥革命后，曾任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对戏剧和戏剧理论颇有造诣。齐如山于1913年与梅兰芳相识，自1916年后的二十多年，齐如山深度参与了梅兰芳十多个剧目的编排与改良，并与梅兰芳合作，旨在“恢复古典戏剧的精华”（restoring classical stage properties）和“复兴历史京剧”（reviving historical drama），“由于齐的博识和导演（erudition and direction），梅卓越的表演艺术得到很大提升（greatly enhanced）”。[10]1919年和1924年，齐如山两次陪同梅兰芳访问日本，提出中国京剧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新论。自1920年代初开始，历经六七年，全力为梅兰芳赴美演出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了解美国民情、准备传播资料、联系美方各界等，既主管行政、财务和人事业务，又负责梅剧的改良与提高。

　　梅兰芳访美演出舞蹈图谱 《贵妃醉酒》（《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齐如山首先通过接触美国来宾，在北京大力宣传梅兰芳和京剧，并利用餐叙和茶叙的机会，向外宾介绍京剧戏台的规矩与做派。齐如山“相信这种无意的宣传，所生的效力，比那正式的鼓吹，要普遍得多”！十几年来，这类聚餐与会谈约有八十余次之多，被招待的外宾也高达六七千人。文化的核心是“人化”，这种社交机会帮助梅兰芳寓文化传播于招待之中，杯、盘、盏、箸皆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载体，而且以笔墨山水、写意花卉来讲解中国戏剧，更能表达中国绘画与京剧的相通，因为它们的用笔、举止动作、言谈表示，大多是“由像真演进为美术化”。

　　《洛神》剧照，出自《梅骨芳华－梅兰芳极限片集》谷粮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同时，齐如山利用广博的社交关系，常给驻各国的官绅通信，向留美学生供给材料，鼓励他们给当地报馆通信宣传。在访美两三年前，齐如山专门出资聘请两位美国通信员，请他们时常与美国各报馆通信，并在每封信里附上梅兰芳一两张相片，导致美国登过梅兰芳消息的杂志，不下几十种，其中寄到梅兰芳家里的美国杂志，就高达三十余种。另外，出访前两年，来自美方要求获取梅兰芳照片的来信总有几百封，“这也是宣传渐渐发生效果的一个明证”，更体现了一位文化外交故事员的效用。

　　为了防止参访成员游美出洋相，齐如山非常注重出国培训，毕竟，一人出错，满团皆输。所以，齐如山提前三四个月推进的出国培训，包括衣食住行的美国规矩。为了熟悉美国人的吃饭习惯，还实地排练了几十次，并请了著名外交家傅泾波等来教英文。所以在美国期间，梅剧团成员“并没有见笑于外人的地方”。

　　最后，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赠送外人的礼品至为关键，这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最好借口与方式。对此，梅剧团精心选择了几大类礼品。一是磁器，专门烧制，印上梅兰芳相片，并有梅花和兰花各一支，作为梅兰芳的标志；二是笔墨，刻上梅兰芳的名字及相片；三是绣品，这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也为多数外人所迷醉，并绣上梅兰芳的姓名，锦上添花；四是美术图画，专门聘人画了二百多张中国戏剧图画，梅兰芳还亲自画了二百多张写意花卉；五是扇子，梅兰芳亲自画了一百多把扇面；六是照片，印了五六千张梅兰芳的戏装相片，还制作了团体徽章、标志、旗帜等。在封箱的前一天，还特意告诉团员，谁也不许带私货入关。结果，梅剧团成员很自制、自重、自爱，在锁箱查验时，没有一点私货，保证了在美国入关、验货期间，也没有任何麻烦。[11]

　　（三）张彭春的导演功力

　　除了齐如山之外，另外一位帮助梅兰芳讲述京剧故事的功臣是张彭春。他于1910年成为第二届庚子赔款学生，入读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于1915年获得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16-1918年在南开学校任职，1919年再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4年获得教育学博士。1923-1926年回国，担任清华学校教授兼教务长，期间认识了梅兰芳，并参与了梅兰芳访美的一些咨询事宜。1929年再度赴美，193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所以，张彭春并没有与梅兰芳同船赴美，而是在梅兰芳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表演之后，在后台见到梅兰芳。张明确告诉梅，很少美国人能看懂他的京剧，张的这一观感得到当时美国新闻媒体一则短讯的印证：“观众对演岀的各方面多少有些茫然”（The audience was somewhat in the dark as to what it was all about）。[12]梅兰芳当即邀请张担任梅在美国演出的总导演，这是梅剧团第一次建立了导演制。[13]相较于齐如山，张彭春更加了解美国文化，更懂中美戏剧的异同，也更具有学术水平和国际观念。《纽约时报》曾经评论道：张彭春关于中西戏剧的比较，十分通俗易懂，因为他说，尽管中国戏剧的音乐是“乐器更少、音调更少”，但中国音乐希望每个音调都有“更多的个性和意义”。[14]《纽约时报》还专门提及，在一次有200多位来宾参加的、美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午宴上，来自北京南开大学院长（Dean of Lankai University at Peking）张彭春博士（Dr. P.C. Chang），精妙解释了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所表现的不同的细微之处（finer points）。[15]根据孟治博士的回忆，当时的百老汇和梅兰芳互相之间毫不了解，只有张彭春既了解百老汇，又了解梅兰芳。张彭春相信美国观众能够接受熔歌、舞、剧于一炉的中国京剧艺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能够互相补充”（supplementary）。[16]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成功，更证明张彭春的判断，京剧与西方戏剧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仅凭直觉，西方观众完全能够欣赏京剧艺术。[17]

　　尤其是张彭春的英文水平可以帮助梅兰芳对外代言，这是齐如山不能企及的能力。当梅兰芳在纽约49街剧院首次公演时，张彭春身穿燕尾服首先登台，用英文介绍中国戏剧的组织、特点、风格和动作所代表的意义。而且，梅兰芳参加演出前后的各种应酬、聚会、聚餐、拜访，都离不开张的参与和组织。张还介绍了许多美国著名的戏剧家（如斯达克·杨Stark Young,1881-1963等）与梅兰芳见面，并与梅一起解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提升了交流的深度。

　　（三）两位故事助讲员的珠联璧合

　　所以，梅兰芳走向美国和西方的最大幸运，是结识了齐如山和张彭春两位朋友。例如，当年每次演出前，杨素（Soo Yong）小姐的讲解词就是张彭春和齐如山两位共同拟定，由杨译成英文再经张教授审定，对美国观众理解京剧艺术起了很大的作用。1946年上海《海星》杂志评论道：梅兰芳在“国际间宣扬最得力的，则为齐如山及张彭春两教授”，齐如山的“捧梅兴趣，可谓十年如一日”，本来梅兰芳的大名不出古都，但得齐如山推广，使得“梅氏之剧艺，方为外洋人所激赏”，所以“齐氏实为梅氏造成国际成名之一大功臣也。梅氏也对于齐氏，亦师事之唯谨”。同时，张彭春博士留美多年，回国后，“以英文文字，在美国报纸杂志上宣扬，所以梅氏赴美，张氏亦为随员之一，梅氏载誉回国，且博得文学博士头衔以回，据说：皆由于张氏一人在美活动之后果”。[18]

　　陪同梅兰芳访美的秘书李斐叔和《梅兰芳游美日记》 手稿

　　对此，有学者总结道，“梅在十八岁时与齐结交，是梅艺术生涯中的最大幸运， 也是梅在四大名旦长期相互竞争之中，能够始终名列首席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当梅进入而立之年，能够经常切磋演艺的师友又增加了比梅只年长两岁的张彭春”。而且，在美期间，张彭春还以比较戏剧学者的身份，与梅和齐“相当广泛地观摩了西方戏剧”，使梅见识了“外国舞台上所能显示的新形式和风格，但又一刻没有被它们所迷惑”。1970年代在台北出版的《谈梅兰芳》里认为，美国归来之后，是梅兰芳充分发挥天才、创造舞台典型、举手投足恰到好处、达到平生艺术巅峰的原因之一。[19]尽管有学者指出，齐如山与张彭春之间存在瑜亮情节，因为“由于生活、教养、艺术见解不同，对于剧目选择、剧本加工、舞台调度、身段表情的意见，常常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而当他们发生争论，梅兰芳往往都是采纳张彭春的意见，对此，一向以京剧权威、梅的知己自居的齐如山自然很不愉快”，[20]但是，他们两人对于梅兰芳京剧外交的成功，绝对起到表演与导演、内务与外交、守成与革新的互补和平衡作用，更重要的是，梅兰芳能够促使两人精诚合作，共同讲好京剧故事，而不是互相拆台，保证了梅兰芳访美的成功。

　　注释：

　　[1]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Pacific Affairs, vol. 3, 9 （Sept. 1930）: 829.

　　[2] 梅绍武、梅卫东编：《梅兰芳自述》“改革创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6月），第85页；唐德刚：《梅兰芳传稿》（纽约，1952年），http://t.icesmall.cn/wapbook/3/410/2.html

　　[3] 许姬传 ：“梅兰芳的胆识”，《中国戏剧》1989年，第10期，第38页。

　　[4]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载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页。

　　[5] “Mei Lan-Fang here with his Actors,”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9, 1930.

　　[6]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830.

　　[7] Mark Cosdon, “Introducing Occidentals to an Exotic Art,” Asian Theatre Journal, 12 （1） （Spring 1995）: 186.

　　[8] 引自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8页。

　　[9] 吴戈：《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页。

　　[10]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v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p.151.

　　[1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北平：北平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16、43、46页。

　　[12]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827.

　　[13] 许姬传：“人少照样能演好戏—忆梅兰芳访美演出二三事”，《人民戏剧》1982年7期，第56页。

　　[14] Olin Downes, “Triumph of Uncut Wagn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30.[15] “Mei Lan-Fang Urges Wide Art Sympath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30.[16]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verstanding, pp.150-151.

　　[17] 马明：“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及其影响”，《戏剧艺术》，1988年第3期，第36-38页。

　　[18] 雨雨：“梅党健将张彭春齐如山”，《海星》杂志（上海），1946年第20期第8页。

　　[19] 齐嵌：《谈梅兰芳》， 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转引自马明：“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极其影响”，第42页。

　　[20] 马明：“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及其影响”，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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